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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道德的二元性批判
——略论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同一关系


肖寒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041）


内容提要：在法治社会，道德扮演的角色不是法律的对立物，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同一关系。它们具有交融性、同向性和非对抗性。本文试图从通过对道德的特点和功能的分析入手，论述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以上三个同一性。

关 键 词：法治 道德 交融性 同向性 非对抗性

引言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是法理学核心的问题之一。“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法哲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从探讨法律的性质和特征，法律的渊源，一直到法律的推理，法律的效力和实效，无不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因此，法律和道德这一主题有广泛而复杂的内容 。”法律并不是“一些临时合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进行正义和善德的制度 。”“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是它有明确的道德观念。……只要是道德观念，就必然包含‘……应当如何……’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源泉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阿奎那、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与黑格尔等法学家在寻找适合人类的社会制度时，都涉及到了一定的道德观念。进入近代之后，价值法学强调的主旨是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律中道德价值的追求。对此，价值法学代表富勒、罗尔斯、德沃金等人分别通过其伟大著作向世人进行了阐述。而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等主张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各自适应不同的生活领域，应该把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分裂开来。如奥斯丁强调：“法理学的科学只涉及实在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律，而毫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善或恶 。”在中国，法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美好的追求之时，法律成了道德的对立物。“以德治国”的提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意识形态上的偏激，但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副作用——我们社会特有的逆反心理被调动起来了，法学界对道德等社会规范的排斥更带上了一些社会批判的味道 。”笔者认为在我们理想当中的法治社会，道德扮演的角色不是法律的对立物，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是一种同一关系。它们具有交融性、同向性和非对抗性。本文试图从通过对道德的特点和功能的分析入手，论述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以上三个同一性，让我们认清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真实关系。

一、 道德的特点及其功能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伦理观念、思想、原则、标准，包括在伦理观念、思想、原则、标准指导下人的行为所形成、体现的情感、风格、情操和习惯 。
（一） 道德的特点
1、道德的评价方式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等。人做为社会中的主体，在评价身边发生的事件时，其道德上的出发点往往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等基本的道德标准。就如我们看待某人在国家受到侵略时叛离国家和民族这一类事件时，我们会认为他是邪恶的，是非正义和耻辱的。
2、道德调节利益关系时，通常强调他人的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道德在人们内心起到一种暗示的作用，会使人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偏向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3、道德受社会的影响，并在社会中普遍存在。道德具有社会性的根源和基础，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中，道德所产生和发挥的作用是广泛的普遍的一般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集团，任何一个组织都要受到道德规范的引导、调控和约束，自觉地承担责任，履行义务。
4、道德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某些良善风俗维持，而不同于法律是依靠强制力来实施。道德仿佛个人心中的天平，依靠社会舆论、良善的风俗习惯来支持。例如犯罪人自己在犯罪后其内心的自我谴责对犯罪人的影响很大。
5、道德多元化，层次化。有社会必存在道德，整个人类也具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但是因为人的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文明的阶段性，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道德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如一个民族、社会可能同时存在正常的、先进的、补充的、落后的道德形态，一个民族、社会的道德可依其自身的要素而形成不同的等级、层次。富勒的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有义务的道德与追求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之分。“人们追求的至善生活是经过平衡的多元目标 。”
（二） 道德的功能
1、 调节功能
即通过评价等方式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及活动，调节和协调众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标准能够使人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是人类社会基本的调控方式，没有道德的存在和运作，社会难以形成统一整体。
2、 教化功能
道德可以运用评价和鼓励的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使人从内心深处感触到一种教化的力量。可以通过评价、激励、褒贬等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榜样，塑造理想人格，来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境界和道德行为。
3、 约束功能
人们内心形成的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会使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功能，对某一件事的正当性产生认识后，会让人形成做与不做的行为。它指明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应遵循什么原则和规范，应依据什么标准评判是非、善恶、荣辱，通过把人的行为、关系区分为正义非正义、善恶、好坏，褒赞正义、善、好，贬损非正义、恶、坏而形成正当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它以唤醒人们的良知、人的羞耻感、人的内疚感而实现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和道德具有同一性
（一）交融性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具有相互交融的性质。“法律和道德最初就是一体的，在原始氏族社会，继禁止性规范之后，才出现了以道德为内容的义务性规范，再往后便是我们所熟悉的成文法的历史。这三者并不是毫不相干分别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规范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三种表现形态，是统一的、完整的 。”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在《法律帝国》一书中举了一个很经典的案例：1882年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的祖父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死了他的祖父，以便按照遗嘱来继承这笔遗产。他的罪行被发现后，他被定罪，判处监禁。但他能否继续按照遗嘱继承其祖父的财产，纽约州遗嘱法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他祖父的女儿们要求遗产管理人取消埃尔默的遗产继承权。她们争辩说，既然埃尔默杀害了立遗嘱人，那么法律就不应赋予埃尔默以任何遗产继承权。围绕这一案件，法官与律师，法官与法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埃尔默的律师指出，如果法院剥夺埃尔默的继承权，等于法院是在更改遗嘱，用自己的道德信仰取代法律：雷格法官也支持埃尔默的继承权，主要理由是不能因杀人而改立遗嘱者的意愿，只要这种立遗嘱人的意愿是真实的。而最后此案以另一位法官厄尔占优势票数的观点取胜，并确立了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因此，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人罪来获得遗产继承权。本案中不能够站在法律之外谈道德，亦不能在道德之外谈法律。“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 。”可见，法律和道德是相互交融的。
（二）同向性
法律和道德同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其价值追求是同向的。都具有追求社会中的秩序与自由的同一个方向性。
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得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确立其基本的秩序形式，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在其中，法律和道德在促进人类的秩序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法律而言，任何社会统治的建立都意味着一定统治秩序的形成。没有秩序的统治怎么能称其为统治呢？秩序是法律的价值之一；对于道德而言，道德具有调节、教化、约束的功能，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人们对于某种理念和原则的内心确信，秩序要靠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保证。亚里士多德曾将道德分为理想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理想的道德是指个人能力的充分实现以达到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义务的道德即行为规则，指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的规则。可以认为义务的道德是理想的道德的基石，理想的道德是人类道德的最高目标。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包括法律和道德在内的基本规则，就不会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存在。没有秩序的社会，个人的美好生活状态无法达到，社会的更高目标也无从谈起。
自由是道德和法律共同的价值追求之一，是人类崇高的价值目标。从哲学上看，自由指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的能力。法律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法律的崇高价值目标。“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假如没有法律他们会更快乐的话，那么法律作为一件无用之物自己就会消灭；而单单为了使我们不致堕下泥坑和悬崖而作的防范，就不应成为限制。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可见法律是用来捍卫人民自由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践踏人民自由的，如果法律限制了人类的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践踏；对道德而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探索和争取自由的历史，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这是人类道德追求的目标。
（三）非对抗性
“法治国家以一定的个人和社会道德水平为前提。法治国家以法律为基础，而后者需要道德依据。” “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 。” 法律和道德在法治社会中不是二元的对立物，他们具有非对抗性。
正如《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所言：“道德为法律的实施规定了界限。即使是实在法，也不能漠视道德。如果某项实在法的规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违反道德的，那么，该项规定就很有可能不为人们所遵守。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衡量法律好与坏的标准是它与道德信条的关系。首先，注重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是制定法律的基础，或者说是法律推论的基本前提；这些道德信条和道德标准包括：例如性关系，对妇女儿童和动物的关照，拯救和维护生命，避免伤害他人等。第二，道德要求影响对法律的解释。道德要求也许不构成法律要求，但它却可以阻碍对赔偿的反要求。第三，法官在确定法律标准时，受到道德标准影响；……公正多以符合道德为基础……不仅如此，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 。”
“法律是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构筑了这样一些人的法律，它对邪恶者以惩罚，而保卫和保护善者 。”“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进监狱或宣布他据以主张财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它就毫无意义 。”同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不是认为法律是万能的。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395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8页。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
[4]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London: scholarly Press Inc.,1977,p61.
[5]许章润等著：《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6]付子堂：《法律功能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幸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潜江市人民法院（2007）潜刑初字第284号判决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08）汉刑终字第9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对于其中的“犯罪地”，理论上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销赃地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一切场所，但在实践中应注意对于犯罪地不应作过分的外延解释。

三、基本案情
江钻公司是生产石油勘探与开采用牙轮钻头的大型企业，该公司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了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经过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实现了牙轮钻头产品的专业化、国产化。按照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签署的协议，江钻公司将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视为技术秘密，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至今从未对外转让过该项技术。
被告人幸某1983年8月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江钻公司工作，历任车间技术员、产品开发研究所主任、人力资源部培训处经理等职。幸某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先后从事过对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图纸及工艺文件等资料进行翻译、复制、汇编等工作，牙轮钻头新品种研制设计工作，牙轮钻头小零件国产化工作。了解江钻公司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并先后两次被派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先进的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幸某在江钻公司工作期间，受过保密教育，明确知悉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
2001年7月，江钻公司机构改组，被告人幸某所在的人力资源部培训处将撤并，幸因此萌生离职的想法。2001年8月初，幸某和丈夫王某自荐到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作，经数次商谈，于2001年8月28日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9月24日，幸某向江钻公司提出辞职。同年10月，幸某进入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此时，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属下的天津立林钻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林公司）还处于筹备阶段。2002年2月1日，立林公司成立，幸某担任该公司技术部部长，主持牙轮钻头的产品设计、负责制订相关企业技术标准和检验规程工作。
被告人幸某在立林公司工作期间，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后上述图纸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81/2LHJ517等型号牙轮钻头。同时，幸某还为立林公司编制了《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后经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鉴定，由幸某指导设计的立林公司有关牙轮、牙掌轴承的图纸与江钻公司的相关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具有相似性；《 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亦与江钻公司《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基本相同，技术指标相似。而江钻公司的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包括牙轮、牙掌轴承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及包括《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在内的相关文件中所记载的技术信息（包括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均系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
后江钻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认为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秘密技术，用于立林公司研制、生产三牙轮钻头。至2006年6月30日止，给江钻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692282.61元。

四、法院审理
潜江市人民法院认为，江钻公司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是该公司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并经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掌握的。江钻公司按照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的协议从未向其他公司转让过该技术，故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不为该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且不易获得。三牙轮钻头是江钻公司的主要产品，通过该产品的生产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为江钻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同时，江钻公司对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先后下发《江汉石油科研工作保密管理规定》、员工手册等文件。因此，江钻公司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
被告人幸某将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图纸存放在其移动硬盘中进行比对分析，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幸某还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秘密技术信息，为立林公司编制了《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幸某的行为侵犯了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其行为给江钻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2006年6月30日止）为10692282.61元。
综上，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立林公司设计轴承图纸和编制了相关技术标准、检验规程等文件，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判决：幸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
判决后，幸某不服，上诉称：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非公知性、实用性，能为江钻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存在严重的形式和内容缺陷，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经济损失的依据不确实、不充分，立林公司的轴承图、企业标准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区别，且有证据证明立林公司的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原判未予采信不当；原判量刑过重；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幸某的两位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幸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地是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两份鉴定报告不合法，没有证据证明幸某实施了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请求宣告幸某无罪。
经汉江中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针对幸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非公知性、实用性，能为江钻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江钻公司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并经过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掌握的。江钻公司从未向其他公司转让过该技术，故其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具有非公知性；江钻公司将其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用于生产三牙轮钻头，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故该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实用性，并为江钻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江钻公司先后制定了《江汉石油科研工作保密管理规定》、员工手册等文件，对该技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故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其没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主观故意的上诉理由。经常，幸某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掌握了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且其受过单位的保密教育，明知其负有保守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却在离开江钻公司时，将属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等秘密技术资料带到立林公司，并在该公司从事三牙轮钻头产品设计工作中使用了其从江钻公司带来的部分秘密技术资料。上述客观事实足以认定幸某主观上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故意，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上诉人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违反鉴定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具有进行知识产权鉴定的资格，该单位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而作出《技术鉴定报告书》的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在接到江汉油田公安局的鉴定聘请书及相关鉴定材料后，随即确定了专家鉴定小组成员，检索了公开文献，召开了专家鉴定会议。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就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是否相同或者相似这一专门性的问题，运用专门知识和相关技术手段进行分析、比对后作出了《技术鉴定报告书》，且该《技术鉴定报告书》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系由湖北省江汉油田公安局依法收集的，其内容客观、真实。故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四、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经济损失的依据不确实、不充分；立林公司的轴承图、企业标准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辩护人提出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是经湖北省司法厅登记注册的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其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在依据公安局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的立林公司三牙轮钻头销售的情况、江钻公司的财务依据和财务报表等鉴定资料，并按照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得出江钻公司商业秘密被侵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鉴定的程序合法、有效；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幸某在立林公司工作期间，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的轴承设计技术，将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图纸存放在其移动硬盘中进行比对分析，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并将上述图纸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81/2LHJ517等型号的牙轮钻头。幸某还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为立林公司编制了《 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上述文件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所有三牙轮钻头产品。因此，可以认定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立林公司设计的钻头轴承图纸、制订的相关企业标准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三牙轮钻头，给江钻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其行为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故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五、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区别，且有证据证明立林公司的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原判未予采信不当的上诉理由。经查，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认定，由辛某指导设计的立林公司有关牙轮、牙掌轴承的图纸与江钻公司的相关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具有相似性；《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亦与江钻公司《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基本相同，技术指标相似；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也不能证明立林公司的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相反，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均指向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来源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因此，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六、关于上诉人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幸某涉嫌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发生在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幸某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掌握了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且其受过单位的保密教育，明知其负有保守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但幸某却在江钻公司工作期间，即与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随后在离开江钻公司时，将属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等秘密技术资料带到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从事三牙轮钻头产品设计工作中使用了其从江钻公司带走的该部分技术资料。因此，幸某违约带走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资料的行为是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预备行为，其实施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预备行为的犯罪地在潜江市，故潜江市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幸某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给江钻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对其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原审根据幸某犯罪的情节、犯罪的性质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序，对幸某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上诉人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给江钻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由此，北京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被告人幸某及其辩护人在二审上诉时提出幸某涉嫌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发生在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但法院却以幸某违约带走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资料的行为是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预备行为，其实施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预备行为的犯罪地在潜江市，故潜江市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的理由驳回了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那么，刑事案件的管辖和立案是如何确定的，本案中法院的认定又是否正确呢？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可知，实务中一般而言，以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常态。这是由于犯罪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更有利于收集、核实证据，查明有关案件情况，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刑事案件。但在碰到某些情形，如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民愤较为强烈，且居住地群众更为了解其犯罪情况的等，也可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所谓的“犯罪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犯罪行为发生地，它还包括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销赃地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一切场所。
那么由此说来，本案中潜江法院的管辖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带走秘密资料的行为并不都是犯罪的预备行为，如其将有关的商业秘密资料带回家做进一步的开发、研究的情况也并非不存在。同时，在实践中，以犯罪行为预备地来确定管辖亦非管辖的常态。如果对该管辖规定做任意解释，不仅公安机关经常会陷于被动，致使很多的刑事工作难以开展，而且一旦刑事司法权被滥用，极可能会出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公安机关随意动用刑事手段帮助本地企业打击外地的竞争对手，使本应公正的刑事执法成为介入经济纠纷的不良工具。
综上，笔者认为，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管辖问题，常态的应是以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其中，犯罪行为地应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管辖一致，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实施地，即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由于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是重合的，亦即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通常是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故不宜将该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视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在本案中，潜江法院作为幸某犯罪行为预备地的所在地法院来对案件进行管辖，可能是存在不合适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