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正）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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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三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四章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五章 选区的划分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第八章 投票选举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选举工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选区由选民直接选出。
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选举产生出席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港、澳、台同胞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国内、境内的，可以参加原籍地或者出国、出境前居住地的选举。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六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在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七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由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推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选举工作的日常事务。
选区设选举工作组，具体负责本选区的选举工作，设组长一人，副组长若干人，由选举委员会决定。
第八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选举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选举法》、本实施细则和有关选举的规定；
（二）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制定选举工作计划，规定选举日期，培训选举工作人员；
（四）划分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五）指导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
（六）受理对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受理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七）组织推荐代表候选人，汇总公布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并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八）印制选民登记表、选民证、代表当选证、选票和其他表册，编制选举经费预算，负责选举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九）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登记和公布当选代表名单，并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代表资格有效的代表，颁发代表当选证书；
（十）向上级作选举工作报告，填写选举工作情况报表；选举工作结束后，将有关选举文件、表册、印章分别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存档。
第九条 各级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办公室的印章，县级的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乡、民族乡、镇的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发。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各民族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名额。
第十一条 选举工作结束后，选举工作机构即自行撤销。
第三章 各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二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般每一聚居村都应有一名以上的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人口特少的可以两三个村合并选一名少数民族代表。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三条 少数民族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15％以上，不足30％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该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额的30％；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
族的总人口数不足境内总人口数的15％的，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人口特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应有代表一人。
第十四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当地的民族关系和居住状况，各少数民族可以单独选举，也可以联合选举。
其他选举事项，按本实施细则有关条款办理。
第四章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根据《选举法》规定的“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的代表”的原则，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增加一名代表。
（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九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名；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三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乡、民族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本行政区域内总人口数按常住户人口数计算。
第十六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七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细则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八条 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要保证人口特少的老、少、边、山区的村民委员会有一名代表。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
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具体比例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九条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如果镇的人口数特多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需要调整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需报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选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当地驻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协商确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应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代
表名额各为一至三人。
第二十一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第二十二条 设在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行政区域内，属于上级管辖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应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与这些单位协商确定。他们的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
以多于当地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设在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内的国营农（林）场，应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同国营农（林）场协商确定。
第二十三条 设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设在市区、县城内的乡、民族乡、镇的机关和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回其乡、镇参加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章 选区的划分
第二十四条 选区划分要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了解代表候选人，便于代表联系选民和选民对代表的监督、罢免、补选。选区大小的划分以选出一至三名代表为原则。
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五条 直接选举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农村一般以村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城镇一般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划选区，选民不足以划为一个选区的，也可以与邻近单位合并划为一个选区；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划分选区
。
第二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可参照第二十五条规定划分选区。
第二十七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一条，各少数民族单独选举时，单独划分选区；联合选举时，联合划分选区。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八条 选民登记采取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每次选举前只对上次选举以后新满十八周岁的，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迁入本选区的选民列入选民名单；对迁出本选区的、死亡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第二十九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年满十八周岁的年龄计算，以当地选举日为截止日。用农历计算出生日期的，应按公历换算。
第三十条 在现居住地临时居住、不能回原居住地或者回原工作单位参加选举的公民，经原居住地或原单位证明其有选民资格者，可在现居住地或单位办理选民登记。对于没有选民资格证明的外来人员，不予办理选民登记。
第三十一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予选民登记，但不作为户口的依据：
（一）从外地到本地长期居住，没有本地户口，但持有选民身份证或原住地证明的公民；
（二）在居住地出生，年满十八周岁，因故未有户口者。
第三十二条 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可予选民登记：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第三十三条 因反革命案或其他严重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的，不予选民登记。
第三十四条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三十五条 选民登记结束后，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并发给选民证。
第三十六条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第三十七条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
第三十八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单独向选举委员会推荐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第三十九条 凡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增减。
第四十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交各选区选民反复酝酿讨论，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如果提名的代表候选人较多，可以协商或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至一倍。具体数额由选举委员会确定。
第四十一条 选举委员会应采取各种形式，实事求是地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也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同选民见面。但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四十二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经反复讨论、民主协商确定后，按姓氏笔划排列。
第八章 投票选举
第四十三条 投票选举前，要认真做好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印制选票；核实选民人数；由选民选出监票人和计票人（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布置选举会场；制作投票箱。
第四十四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各选区应根据选民居住、生产和工作情况，设立若干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投票。农村每一个村民小组（自然村）至少要设立一个投票站，方便选民投票。
第四十五条 选举大会或投票站，都必须由选举委员会派员主持。
设流动投票箱，在进行流动投票时，监票人、计票人等工作人员要有三人以上同时一起活动。
第四十六条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投票时，选民凭选民证领取选票。
第四十七条 选民在选举日外出，可向选举委员会办理委托投票手续，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不能写选票的可委托其他选民代写，一名选民最多只能代写三张选票。
第四十八条 在选举日，选民要有组织地到投票站投票。为使农村既不误农事活动又提高参选率，在选举日后可以延长一天投票时间，让尚未投票的选民到投票站投票。
第四十九条 执行《选举法》第四十一条另行选举时，另行选举的次数只宜一次。另行选举时，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单按前一次选举得赞成票多少的顺序排列。
第五十条 投票选举结束后，要在当日将选区选票汇齐，由总监票人和各投票站的监票人共同监督，当众开箱计票，以选区为单位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五十一条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的监督，选民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对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第五十三条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员主持。
罢免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的决议，由原选区作出，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五十四条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决定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第五十五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其缺额由原选区补选。
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第五十六条 补选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分别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并派员到选区具体组织补选事宜。
补选出缺的代表，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或等于应选代表的名额。补选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五十七条 补选的代表，任期到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届满为止。
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八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在选举中有破坏行为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予以制裁。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决定
（1996年2月1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2月15日公布施行）^
决定
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结合我省几年来选举工作的实践经验，决定对《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在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增加第二款：“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二、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选举委员会由本辖区内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其他有关方面协商推选人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
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推荐，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删去第四款。
三、第八条第一款“任务”改为“职责”。
第六项修改为：“受理对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受理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控告和检举。”
删去第十项中“或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
四、第十五条修改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根据选举法规的‘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使各民族、各地区、各方面都能有适当的代表’的原则，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增加一名代表。
（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九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名；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三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乡、民族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本行政区域内总人口数按常住户人口数计算”。
五、增加第十六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细则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具体名额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
本细则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六、增加第十七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细则的规定重新确定”。
七、增加第十八条：“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要保证人口特少的老、少、边、山区的村民委员会有一名代表。
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具体比例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八、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九条：“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如果镇的人口特多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需要调整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需报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批准。”
九、增加第二十一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妇女，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十、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由选举委员会和这些单位协商确定”修改为“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与这些单位协商确定。”
第二款“由选举委员会会同国营农（林）场协商确定”修改为：“由驻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会同国营农（林）场协商确定。”
十一、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设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十二、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第二款：“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十三、增加第三十五条：“选民登记结束后，由选举委员会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并发给选民证。”
十四、增加第三十六条：“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十五、第三十二条修改为3条，作为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1、“第三十八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向选举委员会推荐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2、“第三十九条 凡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选举委员会不得调换或增减。”
3、“第四十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交各选区选民反复酝酿、讨论，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如果提名的代表候选人较多，可以协商或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三分之一到一倍。具体数额，由选举委员会确定。”
十六、第三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选举委员会应采取各种形式，实事求是地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也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同选民见面。但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十七、删去第三十五条。
十八、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投票选举前，要认真做好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印制选票；核实选民人数；由选民选出监票人和计票人（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担任监票人和计票人）；布置选举会场；制作投票箱。”
十九、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五条，增加第一款：“选举大会或投票站，都必须由选举委员会派员主持。”
二十、增加第四十六条：“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投票时，选民凭选民证领取选票。”
二十一、第四十二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投票选举结束后，要在当天将选区选票汇齐，由总监票人和各投票站的监票人共同监督，当众开箱计票，以选区为单位，向选民公布选举结果。”
二十二、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一条，删去第二、三、四款。
二十三、增加第五十二条：“对于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原选区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二十四、增加第五十三条：“表决罢免要求，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员主持。罢免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的决议，由原选区作出，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二十五、增加第五十四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接受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布。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是否接受辞职；决定接受代表辞职的，应当向原选区公告。”
二十六、第四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五条，修改为：“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其缺额由原选区补选。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二十七、增加第五十六条：“补选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分别由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并派员到选区具体组织补选事宜。
补选出缺的代表，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或等于应选代表的名额。补选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
二十八、删去第四十六条。
此外，本细则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出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6年2月15日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马乾龙
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
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9.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18.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20.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40.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一）刑罚功能与目的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办法。具体而言，刑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刑法中制定的赋予“刑罚”名称，用以惩罚犯罪人，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并由特点机关执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它因犯罪而产生，又对犯罪予以否定。作为社会对违反其生存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的刑罚，运用国际统治力量强行限制或卜杜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作为对其犯罪的惩罚。由此可知，强制性和惩罚性是刑罚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特性，刑罚具有其他法律制裁措施所缺乏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犯罪人剥夺、惩罚与教育改造的功能。国家通过限制和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达到防止其再犯的目的，同时这种否定性评价和谴责也必然会给犯罪人带来痛苦，使其不仅因为丧失某种权益而感受生理上的痛苦，且还因受政治上、道义上的否定评价和严厉谴责使其心理上感受到莫大的耻辱。惩罚是刑罚固有的、本质的属性。判处刑罚就意味着接受惩罚。但格劳秀斯指出“惩罚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罪犯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所以在看到刑罚的剥夺与惩罚的功能的同时，应更加强调其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功能，这一功能的充分发挥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根本保障。（2）对被害人安抚的功能。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抚慰被害人及其亲友因其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忧虑的心理，满足他们的复仇需求，平息其仇恨和愤怒，对于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心理秩序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充分发挥刑罚的安抚功能，对于声张正义、培养公民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对社会的威慑和教育鼓励功能。刑罚的适用在使犯罪分子感受痛苦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因害怕刑罚的严厉惩罚而不敢以身试法，以实现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同时刑罚的适用，对于广大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教育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次序，维护法律尊严，敢于和犯罪行为做斗争。正是因为刑罚的适用具有上述三大功能，才使得其能同时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最终实现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功能的转变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与一般刑罚制度属于种属关系，只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而将其从一般的刑罚制度中抽取出来，其必然具有一般刑罚制度的普通属性，即对犯罪人予以惩罚改造、对受害人予以安抚、对社会进行教育改造。但由于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各项身体机能尚不够成熟，思想单纯幼稚，缺乏足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对客观环境具有易感性，再加上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为一时的感性冲动或一己私欲而以身试法。正如贝卡利亚所言：“物质世界对人们的诱惑太大了，以至一些人想入非非，在不良因素的强烈诱惑下，不良意识变得强化，遇到适当时机就会犯罪。”未成年犯罪人既是危害社会安宁的加害者，又是遭受社会不良环境影响袭击的受害者。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主观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客观方面消极因素的影响，比如在现实中离异家庭的孩子较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因而我们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不能一味地强调刑罚的惩罚与剥夺功能，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强加于未成人身上，否则刑罚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也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未成人由于尚未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较之成年人而言，更容易完成改造的功能。正如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所说的：“用我的方法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经常的得到的最主要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种活动的高度可塑性及其巨大的可变性；任何东西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影响的。只要有相应的条件，一切总是可以达到的，并且向好的方面转化”，何况未成年人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将刑罚的功能由惩罚剥夺为主转化为教育改造为主，尤其是学习型的改造更为重要。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在具备一般刑罚的功能时，更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且此处的改造更多是强调学校型改造，弱化劳动改造，通过这种有效的矫正方法，改变犯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恢复其作为人的理智。也就是说，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下，充分贯彻罪行法定原则，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给与不同的处理措施，突出强调非刑罚措施。
准确定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有效发挥刑罚功能，实现刑罚目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所在。历来法学家主张的报应刑论与功利刑论是刑罚价值理论的两大基石，将其调和而成的综合刑论是当代主流。但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刑法谦抑性的影响，加上未成人身心发育不够完善，辨认和控制能力差，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确立以教育刑为理念的刑罚观，多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方法，实现刑罚功能由惩罚性向恢复性功能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