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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和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根据预算委员会审查报告的意见，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修正批准1957年国家预算和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批准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认为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年来政府工作的巨大成绩和某些缺点和错误，正确地总结了政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并且用事实驳斥了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破坏国内外团结的荒谬言论。大会深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斗争，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

知识产权损害的范围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

　　1.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害，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所谓直接损害是指因侵权而导致的被侵权人已有财产的减少，例如商标侵权淡化了商标的识别能力，使其演化成商品的一般名称，这种侵权的直接损害结果是使“商标权”这一知识产权最终归于消灭，从而其负载的价值减少为零；再如作为商业秘密的专有技术被侵权人公开披露而成为公知技术，由此造成直接知识产权损害。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将侵害前的知识产权价值与侵害后的知识产权价值进行比较，其价值之差即为直接损害。所谓间接损害是指因侵权而导致的被侵权人可得利益的丧失，如应得而未得的专利使用费、销售利益的减少等等。

　　2.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知识产权往往具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重内容，因而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往往不仅会造成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失，而且也会造成对被侵权人的精神上的损害。比如，企业的商业信誉、商品信誉，不仅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而且往往其本身就具有商品价位，因此在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如果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破坏了被侵权人的商誉、商品信誉、专利技术的信誉或者其他各类声誉，将导致精神损害。

　　3.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或为获得法律救济而支出的费用。这一部分的支出项具体包括：（1）聘请律师的费用；（2）为调查取证所支付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包括权利人为调查取证所支付的公证费、差旅食宿费、文件与材料复制打印费、鉴定费、咨询费、审计费、购买侵权产品的费用等；（3）为制止侵权或进行诉讼所支付的费用，如为防止侵权产品的进一步扩散而申请诉讼保全的费用、为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商誉而发表声明的费用等；为诉讼所支付的费用包括案件的受理费、诉讼费等[1]。

　　4.对竞争优势的损害。许多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侵害行为不仅给被侵权人造成具体的经济损失，而且给被侵权人造成竞争优势的损失，使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受到影响，竞争优势被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优势。这种情况在商标侵权和专有技术侵权纠纷案件中尤为常见。对竞争优势的损害，应属于社会评价之降低。张新宝先生认为，社会评价之降低不同于精神损害，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侵权的损害后果。[2](P101)对竞争优势的损害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而重建竞争优势往往需要大量的投入，重置成本往往难以度量，甚至难以再次建立竞争优势。

　　上述其中第1项、第3项属于有形损害（或称物质损害、财产损害），第2项、第4项属于无形损害（或称非财产损害）。

　　（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特性

　　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损害的特性，对于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无疑是必要的。归纳起来，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呈现如下特性：

　　1.损害结果的多样性。侵害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害既包括物质损害，又包括无形损害；有时二者兼而有之，有时并无实际的物质损害，但无论何种情形，或多或少都有无形损害发生。因此，如果只按侵权人的非法获利额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额作为损害赔偿额，就不能使侵权人受到应有的制裁，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2．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或为获得法律救济而支出的费用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且数额是较大的。由于无形的知识财产容易传播，发生侵权却不容易发现和查证；同时知识产权诉讼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权利人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权利人在受到损害后，必须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调查取证，在某些标的较小的赔偿案件中，当事人聘请律师的费用往往高于赔偿额。为制止侵权和为寻求法律救济而支付的费用，无形的增加了权利人的负担，这也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毫无疑问，其合理费用应由侵权人予以充分偿付。

　　3．损害发生的渐进性、长期性。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有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侵权行为发生后很快就反映出来，有些则不能马上感觉到的，而是渐次显现的，例如对商号、商标显著性或称识别力的淡化损害、信誉损害等，这种损害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渐次发生，而不是在侵权行为发生当时一下子释放完毕。知识产权损害往往又具有长期性。如消费者两年前买到了假冒某名牌的商品，两年后再遇到同一品牌的商品，即使是正宗的，仍心有余悸，从而选择其他品牌使正宗生产厂家失去了消费者，这也正是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经历往往会延续在思想观念中。

　　4.损害的易发性和隐蔽性。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使其很容易通过语言、图表、音像等形成传播而被他人掌握、模仿和使用，而知识产权权利人又无法像对一般动产那样对知识产权进行实际控制，从而不法分子即使在异地也能轻而易举的侵害，甚至同时进行多重侵害。知识产权遭到侵害后，其实际损失并不像其他财产权那样直接地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其往往是隐性的。这种隐性损害最终通过营业额、影响力、识别力、转让许可费等间接折射出来。

　　5.损害难以计算和难以证明。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往往是间接损失的情形居多。这种间接损失实际是无形资产的投资开发者预期得到的经济回报的一部分。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而没能转化为财产利益，所以有多少可预期获得的财产利益确实难以计算，而这种损失确确实实地客观存在的。知识产权损害的大小往往是人的因素和客观市场因素的统一。在静态的市场环境下，如果单一的由于侵权人的原因所致，损害的计算和证明比较简单。如果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销售数量的增减往往伴随着诸多的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饱和、可替代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业竞争者的营销、广告宣传的力度等原因。另外还包括权利人自身的原因，如产品质量的变化、产品的更新、产品的包装变换等。因此，原告如要证明哪些损害系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的，这是非常困难的[3]（P331-332）。

　　6．损害的不确定性。由于侵犯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害中，无形的损害远远大于有形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与有形的经济利益相比，更加难以估计、可变因素更多，估算时主观性更强，且损害又往往处于不规则的动态状态，因此，被侵权的权利人将始终处于难以预测的危险之中。[4]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家经营良好的企业，由于其产品被假冒，企业信誉受损，转瞬间企业陷入困境。


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原则讨论：补偿性原则与惩罚性原则之争

　　对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原则，主要有两种观点[5](P6-8)：

　　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应坚持补偿性赔偿原则，即填平原则。持这种观点的人坚守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功能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损失多少填补多少；赔偿不能超过损失的数额，因为赔偿数额超过损失数额，就会给受害人以不当得利，超过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私人罚款，是对于民事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这与私法的补偿性质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许惩罚性赔偿金存在，就会混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6](P188)。持这种观点的人进一步提出，在确定被侵权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以实现全面赔偿原则时，应实事求是、全面考虑,实际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因此，目前对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的关键不是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而是应该着力研究补偿性赔偿[7]，即在确定赔偿范围时，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不应忽视，以达到“判给原告足够的损害赔偿金以补偿因侵权造成的损失”的效果，从而真正实现填补被害人所受损失之目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案件除适用补偿性赔偿原则外，还应对故意侵犯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侵权人实行惩罚性赔偿原则，即侵权人除在赔偿被侵权人实际经济损失外，还应在一定幅度内给予惩罚性赔偿。也就是说，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不仅限于弥补受害人之损失，而且在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之外还应赔偿受害人一定的费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植于现代社会的现代民法已突破传统民法之局限，对侵权行为引入了社会评价观念；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侵权法的规范功能逐渐多元化[8](P42)，现在侵权行为法既具有补偿受害者的损害的功能，又应该发挥抑制侵权行为发生的作用[9](P34)，因此侵权民事责任应具有补偿和惩罚制裁的双重功能[6](P189)，从而在若干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责任。知识产权领域应采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仅在于弥补权利人的损失，还要通过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对侵权人给以经济上的惩罚从而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无论理论界还是实践中，持有上述两种观点的人都不在少数，弥合争端需要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