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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

罗 辑


论文概要：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法院调解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及时调纷止争，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变化，使得调解制度似乎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迹象，其内在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凸现。笔者试图从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出发，找出问题所在，进而提出了改革建议。
全文共6500字。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1)我国法院以调解解决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起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作为各边区和革命根据地审判经验总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指南。调解也被作为一项民事司法原则确定下来。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从建国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始终奉行“调解为主”民事审判方针。1979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起草工作的重新开始，理论界和民事司法实践部门对法院调解原则有了新的认识。1982年的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将“调解为主” 方针修改为“着重调解”原则。1991年4月，我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正式法典颁布，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我国调解制度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但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新型的社会矛盾显现，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同时各类新类型案件也不断涌现，现行的调解制度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弊端：
一、调解原则不合理，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理角度看，一个案件中的事实，只能是有证据证明的或是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或当事人自认的虽然可能是客观上的事实，但这不是案件的事实。而案件的事实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需要开庭审理后才能确认的，因为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只能在开庭中经过当事人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所以理论上案件的事实也只能经过开庭审理且经过法官的认定才能“事实清楚”。所以，在开庭审理前或是法官对案件证据、事实作出认定前，是做不到“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就更谈不上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了，此时的调解只能是“和稀泥”，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对案件的结果都可能是一头雾水，于是法官“和”当事人这团“稀泥”，往往越“和”越糊涂，最终可能双方当事人的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如果案件经过审理，法官已经对案件的证据、事实作出认定，案件的事实已经清楚，是非已经明辨，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案件的最后结果已经能够预料，此时法官又是对什么进行“调解”？对事实已经被查清、是非已经被分清的案件进行调解，特别是在一方为单纯的权利享有者而另一方为单一的义务承担者时，调解只能是让拥有权利享有期待利益的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对义务或责任承担者应当承当义务或责任的一种放纵，这明显地违反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此时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得以解决，但却是以牺牲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放纵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司法权威得不到树立为代价的。此外，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原则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诉讼成本的降低。因为，调解的前提如果是必须查明案件的事实，辩明是非，分清责任，然后在法官的主持主导下，对案件进行调解，此时的调解过程又和开庭审理有何区别？而且，如果调解不成功，还是要开庭进行审理，案件还是要按照审理程序按部就班进行，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行为哪怕是对一些事实的自认，此时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庭前的调解只能是费时费力，增加了当事人诉讼的时间成本，也浪费了法院的审判资源。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司法效率得不到提高。
二，调解程序被滥用，有碍司法效率的提高。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并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但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各个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调解，法官可以根据自己对案件的直觉或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发表意见，甚至书记员也可以对案件发表看法，反反复复，对案件调解的随意性很大，能调就调，不能调的也调，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得不到实现。同时，《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第六条：“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很明显，这两条司法解释使法院滥用调解有了更有力的保障。因为除了规定中“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的这些案件，只要法院认为“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就应当调解，而且，实践中法院可以很容易的做到“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然后，名正言顺的使“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案件就可以无限期的处于“调解”状态，这严重影响司法效率的提高，和效率与公平的时代主题相背离的。
三、调解权力被滥用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及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不但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而且“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如果说法院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以便使案件得以及时解决，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委托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就有些让人不明就里了。法院对案件的调解过程是一种司法权力行使的过程，司法权力只能由国家的专门机构法院行使，这种权力是不能转让或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行使的。所以，“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是没有法理上的依据的。实践上也会降低法院司法的权威性。
当然，目前我国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对调解的相关规定，以及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并不止前文述及的两点。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对调解制度有着各自相同或不同的认识，对调解制度的存废、改革都提出了不尽相同的主张，这些主张主要有:
1.取消调解，改设诉讼上的和解制度。1该说为张晋红先生提出。张先生在比较我国大陆法院调解、台湾地区民诉法规定的调解程序、外国民诉法的诉讼和解基础上认为：我国的法院调解是世界民事诉讼法上的首创，它与台湾地区的调解程序、外国诉讼和解制度相比，其分界岭就是调解的职权性和审理性质，审判人员在当事人的和解中充当着主导的、主动的、必不可少的调解人兼审判人角色，并使调解成为审判活动的一部分；建议民诉法在取消法院调解后，加强对诉讼上和解制度的立法。(2)
2.调审合一说。即同一案件在同一程序里调解和判决并行运行的制度，也就是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如调解不成，则由同一审判组织及时作出判决。其性质有三：第一，法院调解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的诉讼中进行的；第二，审判人员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并在调解中起指挥、主持、监督作用；第三，调解协议必须经法院审查确认，否则，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该说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法院调解制度已基本完善，关键在于进一步落实“自愿、合法”，比如适当降低调解率；改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改不公开的庭前、庭外调解为公开的庭上调解等以强化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增强调解的透明度和规范法官在调解中的行为。(3)
3.调审分离说。即将调解过程与审判过程相分离，将法院调解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分离出去，专设调解庭，作为与审判相独立的，以预防诉讼为目的的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制度，通过两者的分离，强化审判程序和调解程序。如王亚新先生在比较“调解型”审判模式和“判决型”审判模式后，认为这两种审判模式在正当性原理、程序法构成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二者共存于民事审判中会给诉讼过程带来内在的紧张、矛盾，以至混乱。又如李浩先生认为：调解在欲达到的目标、正当性原理、受程序法和实体法约束的程度等方面与以审判方式解决纠纷存在着重大差异；将调解与判决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不同方式，共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是欠科学的。(4)
笔者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调解制度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弊端，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调解制度积极的一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新类型案件也不断增加，民事权益之争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建立合理的调解制度可以大大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解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对建立和谐社会是有着调解对化解矛盾方面有着判决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此外，调解还能弥补立法滞后，法律适用不能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愿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行业习惯，交易习惯，地方惯例等解决纠纷。
我们还要看到传统的法律文化对民众在诉讼方面的影响。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在中国社会取得了正统地位，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厌讼、贱讼，以调息讼作为儒家礼教的要求之一，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正如刘作翔指出的：“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的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而取得比较稳固的地位，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心理……不伴随社会的变化而立即发生变化。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长时间的。”(5)当厌讼、贱讼，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法律心理时，当纠纷产生时，人们是不希望“打官司”的，因为打官司是很不入流的行为，即使“打官司”做原告，原告似乎也觉得愧对对方。更不用说被人家告到“官府”做被告，那更是一件非常无颜面的甚至是丢祖宗十八代脸的事情。此时，调解无疑成为解决纠纷的很好的一个途径，因为调解以不分对错，是当事人自愿的行为，不是“官府”强迫我做的，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当事人不丢“面子”，以后还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可以说，存在了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对我国特有的调解制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所以，笔者认为，调解制度不能取消，我们要做的是怎样建立一个合理的高效的调解制度。而不是因噎废食，片面强调调解制度的弊端，全盘否定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一种具有独立程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制度。我国目前的调解模式是调审合一的，即调解贯穿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调解没有自己的独立程序。这种调审合一的弊端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在赘述。简言之，完善我国的调解制度，应包含一下几点：
1，法院应设立专门的调解庭，负责适用调解案件的处理。实行调审分离，案件应当由法官负责调解，调解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当事人主义原则，法官只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审查当事人主张的合法性，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不能对案件证据以及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法官应对双方当事人列举出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因为就当事人和法官而言，法官比当事人能少时省力了解法律的适用。当事人可根据法官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判断案件的后果。调解成功后，及时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功，向当事人告之诉权，而不是直接转入审理程序。因为经过调解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释法，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以及证据等会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否起诉或者何时起诉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此外，法院适用调解程序处理的案件只应收取象征性的费用，这样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的处理。
2，调解程序应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当事人申请法院就案件进行调解，法院应当立案，适用调解程序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调解。申请可以是一方当事人申请，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申请。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调解还是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一方不同意调解，法院就不能调解，实际上此时也不可能调解。但法院此时应当向当事人告知如进入诉讼程序，败诉方要承担的诉讼成本，如案件受理费，胜诉方的律师代理费等。这样可以给当事人以充分的选择权利。此外，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也可以撤回申请，法院不必审查，应无条件允许。
3，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除法理上不能调解的案件外，民事案件都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解。对此，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有相关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对于上述规定中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的案件，如当事人申请调解，法院可向当事人告知诉权，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因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法律没有必要去限制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
4，调解时限的限制。
进入调解程序后，应当有严格的时限限制，不能久调不决，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对于简单的案件，时限可规定为20日，复杂的，证据多的案件时限可规定为40日。当然，也可根据当事人的协商确定具体时限，但最长不能超过90日，这样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选择适当的程序及时主张权利。
5，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应废除。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就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目前的审判实践中，许多案件在开庭审理前调解结案，案件本身没有开庭审理，那么这类案件是如何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 实际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已形同虚设。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


注释：
1、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2、张晋红：《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研究》，《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李浩：《法院调解的立法价值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5、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

阐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对象及权利范围

刘成江


　　一、正当程序的保障对象
　　根据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保障的对象为“任何人”。 一般而言，这里所指的任何人，是指在美国管辖权所及的各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准州的属地，除了暂时由美国管辖但尚未并入美国领土的地区不适用之外，包括所有美国籍自然人、所有公司法人及境内外国人。但是在美国领土管辖权以外，由军事法庭审判的交战国人不适用。
1　　.早期保障对象。 在美国第五条修正案颁布以后，就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来说，并不以公民资格为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在美国仍然存在，所以奴隶是否为正当程序条款所保障的“人”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早期的法律和判例表明，当时的政府和最高法院支持奴隶制，由于奴隶不是合众国宪法所保障的“人”，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而是宪法权利的客体，所以奴隶没有资格获得个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宪法修正案中正当程序条款的保障。
　　直到1857年，“斯考特案”将奴隶制的争论问题推向高潮，法院的判决仍然不同意奴隶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和资格，而根据第五条修正案，奴隶却作为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主对其的财产权得到宪法保护。
直到美国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公民资格进行界定以后，奴隶才真正成为正当程序条款的保障的“任何人”。该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了：“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公民及其所居住州的公民。”这一规定确定了奴隶在美国的公民资格，至此，奴隶也成为了正当程序条款的保障对象。
　　然而，从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内容来看，其保障对象只限于所有在美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美国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以及外交代表等等，即自然人。但随着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众多企业公司的涌现，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保障对象的范围显然过于狭隘。
　　2.保障对象的扩张
　　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众多的公司企业迅猛发展，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涉及公司法人及其财产权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关于公司是否受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的保障也成为宪法解释中的重要问题。
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特案”的判决赋予了公司基本的法律权利。而美国法院依靠对宪法的扩大解释，在1866年的“圣克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中承认了公司是“人”，也应受到宪法保护。也就是说，公司作为一种“人”，也可以得到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程序的保障。
　　在公司被纳入正当程序保障范围之后，公司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得到了极大的保护。1905年的“洛克纳诉钮州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明显地体现出了法院及整个美国社会对公司权利的极力保护。
　　总之，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保护公司的财产权的需要，美国法院灵活运用宪法原则和制度，对正当法律程序进行扩大性解释，将公司纳入到“人”的范围，使公司成为法律程序保障的对象。
　　二、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权利范围
　　从美国宪法中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保障的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然而，“正当程序条款体现了一个权利体系，该权利体系基于深嵌于传统和我们人民的感情中以至于被我们的整个历史所表现的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的道德原则。正当程序与公平的、正当的和公正的概念相一致。”所以，在适用该条款时，明确受该条款保障的权利范围还是十分必要的。　
　　而所谓权利，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认为，“利益，利益加上保障利益的法律工具，狭义的法律权利、权力、自由权、特权”，这六种为通常含义上的权利。在美国宪法中，权利的涵义经过早期的“自然权利”与“既得权利”之争以及现代诸多默示权利的出现，已经包括了自由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下面笔者着重介绍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
　　1.自由权利 在美国的宪法意义上，关于自由的涵义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说认为自由的概念不能脱离普通法原本的意思，作任意的扩展，也就是说，“自由”只限定在人身自由上。而广义说的观点则认为，“人身自由”只是自由概念中最基本的层面，除此之外，“自由”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理解。广义的自由实际上更多的是从意志自由的层面出发来界定自由的含义，即作为理性的、享有人格和尊严的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合法的事情的自由。
　　尽管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的区分，但在1923年的“迈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中最高法院再次对“自由”做出了宽泛解释，指出自由利益一般属于以下范畴①免除肉体制约的自由或“人身自由”；②实质性的宪法权利；③其他基本自由。
　　①人身自由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为了确保被告人的人身利益不受无理侵犯，被告在审判前程序、审判程序以及审判后程序中都受到广泛的程序性保护。例如，根据美国法律的一般原则，被告人在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因此，在审前阶段一般不应剥夺被告人的自由，除非出于国家或者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美国联邦法律，除非一个人被指控犯有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所谓的非保释罪)，在他用尽所有的救济手段最终被认定有罪之前，不仅包括被捕后审判前，而且在定罪和申请纠错令之后，都有权获得保释。
　　②实质性的宪法权利和其他自由 所谓实质性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正文和修正案所列举的权利，以及从宪法中引申出来的或从宪法文字、结构中推断出来的权利和利益，如表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对隐私权的尊重等等；而所谓“其他自由”，在美国的法院判决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按照扩大解释的原则，应该为与财产和自由利益有关的利益。这两者都是美国法院通过司法实践引申出来的“自由”。
　　2.财产权利 在美国财产法意义上，“财产”一方面指所有权，一方面指“物”，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美国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财产应为第一方面，即重要的法律上承认的所有权利益。在美国司法解释中，虽然财产的范围和界限并不清晰，但总体来说，对财产权利或财产利益的认定应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合法取得。合法指的是需经制定法确认、法院判例中认可或者符合“非成文的普通法”规则。最普遍的方式是经制定法规则的确认，一旦政府承认某人合法地享有某项利益，就形成了一种可期望的情况：这项利益不得被任意终止，一项财产利益就告成立。第二，依法应享有的权利仅仅适用于“目前享有的”权利或利益，正当程序并不保护申请获得利益的人。
　　1972年的“校务委员会诉罗斯案”的判决意见和司法解释，对财产涵义的界定和说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斯图沃特法官认为，在决定是否适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之前，必须确定被上诉人要求的利益是否处于第十四条修正案保障的自由和财产之中，即首先要确定该利益的性质。接着，他指出受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财产利益远远超过了不动产、动产和金钱的现实的所有权关系，法院更倾向于对当事人广泛的利益作出有效的保护而回避呆板和形式化的限制，但是必须对如此众多而广泛的利益给出一定的意义和范畴。个人对其某种财产利益当然具有需要或愿望，但是他应不止具有单方面的主观愿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对此有合法的权利要求。宪法并不创设财产利益，财产利益的形成及其范围的界定依据现行的规则或协议，这些规则有独立的法律渊源如各州的制定法。
　　与此同时，姐妹案“佩里诉辛德曼案”也同样对界定“财产”概念时合法取得的重要意义作出强调。因此，不被制定法、规则或者所谓的普通法所认可的利益只是一种个人期待的利益，个人也只能是“申请获得利益的人”，该利益就不是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下的“则产”利益和权利，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
　　总之，正当法律程序所保障的权利范围经历了从早期到近现代被逐步扩大解释的过程，尽管到现在对于权利范围的界定仍未完全清晰，但笔者认为，在美国法官灵活运用法律解释的前提之下，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保障范围依旧会不断扩展。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