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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程超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不管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以及案件当事人，都过分迷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较之其它原始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着更强有力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往往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直接根据认定的责任大小对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裁决。为澄清认识上的误区，笔者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在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指正。
一、违章行为与事故的认定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违章行为并非必然要对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所谓事故认定指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要确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首先要确定他是否有违章行为，其次还要确定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有违章行为并不必然要承担事故责任。
如某案例：林某驾驶汽车装运石块（车厢内坐有一人）经过一县级公路时，因车速较慢，一放学小孩欲爬上该车，不小心摔下来被碾压致死。交警部门在划分事故责任时却以该车人货混装为由，认定林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并追究林某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案中交警部门认定欠妥，人货混装确实违反了交通法规，应该被行政处罚，但本案中人货混装并不会必然导致事故发生以及小孩的死亡，如果说车厢内那个人出事我们或许可以说与人货混装有一定联系，但小孩的爬车被摔显然是林某所无法预料和防范的，在本案中即使没有人货混装也不能避免小孩的死亡，因此林某的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现实中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碰撞事故中，交警部门往往人为地牵强附会地寻找机动车的违章行为，以此加大了机动车应负的责任，除了认为相对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而言，非机动车、行人处于弱者的地位，有同情弱者的感情因素外，还与当前对肇事机动车赔偿原则有关。我国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只有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因此相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非机动车、行人而言，加大机动车的责任意味着机动车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由保险公司给付更多的保险赔偿金。而肇事司机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明知事故认定有误也不作申辩，何况大部分赔偿金是由保险公司支付。
因此，作为公诉机关，在审查交通肇事罪案中，必须改变过去完全依赖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指控犯罪的做法，从观念上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普通证据来看，以事实为依据，以道路交通法规为准绳，结合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等原始材料，对其加以审查判断，看其认定是否合理合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时给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救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庭审过于被动。
二、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并非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
一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当事人双方责任大小的主要依据，该依据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较一般的鉴定结论，该认定具有帝王证据的效力。法院在裁决当事人责任时依照该认定结论分配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如肇事司机负主要责任就要承担全部损失的60%—80%，如果负同等责任则承担全部损失的50%。在审判过程中，很少有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异议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
事实上机动车作为一种高度危险工具，在其运行中，客观上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构成一种威胁，如果均按以责论处，实行过错责任，甚至“撞了白撞”，实际上是以一部分人的健康权、生命权作为整顿交通秩序的代价，这是对我国《宪法》的公然违背，法律不能对本已受害的非机动车一方及行人毫无保护，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应认识到与行人负有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这是机动车驾驶人最起码的素质要求。
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问题原则上应该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造成损害的规定处理，要避免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这一点在新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机动车承担赔偿责任，就算事故认定中机动车没有责任、非机动车和行人负全责，机动车也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即使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违章行为是重大过失，而机动车驾驶人又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也只是可以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而不是免除。除非事故是非机动车、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才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不仅否定了“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说法，同时还改变人们“事故责任划分就等于赔偿责任划分”的习惯思维。




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
1992年3月17日，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199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法〈研〉发〔1991〕47号文件）中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300－500元为标准；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元为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会同公安厅（局）和有关部门，参照本《通知》的规定，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标准。”并指出：“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规定，公安部决定对公安机关现行盗窃案件的立案统计办法进行相应修改。
一、今后各级公安机关在掌握和分析社会治安情况时，都要将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两部分数字联系起来研究和使用，统称为“公安机关发现和人民群众报警的扰乱社会治安案件”，简称“报警案件”。在对“报警案件”的全面分析中，要列出刑事案件数、破获刑事案件数和查获作案成员数、经检察院批准逮捕人数，以及治安案件数、查处数和治安处罚人数，送劳动教养人数。
二、今后公安机关凡接到报警的盗窃案件，不论盗窃财物数额多少，均应受理、登记并认真查处。其中达到当地规定的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立为刑事案件；撬门破窗入室盗窃的，扒窃的，使用刀刃等工具或携带凶器盗窃的，不论盗窃财物数额多少，均立为刑事案件；明显是惯犯作案或一人多次作案的，以及其他虽未达到规定的数额标准但情节或者后果比较严重的，也立为刑事案件；其余作为治安案件查处，经过工作发现构成刑事案件的，应及时立为刑事案件。
盗窃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或虽不足2000元但情节或后果严重的，立为重大案件；盗窃数额在20000元以上的，或虽不足20000元但情节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立为特大案件。
在确定是否立为刑事案件时，一定要充分注意案件的情节与后果，不能仅以数额多少作为是否立案侦查的依据。对情节、后果的衡量，除本通知规定者外，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4年11月《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84］法研字第14号文件）和1986年9月《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补充通知》（法〈研〉发［1986］26号文件），以及其他有关规定中的解释精神掌握。
三、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精神，个人诈骗和抢夺公私财物的案件，参照上述立案标准执行。
四、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修改后，要坚决避免因标准的变动而影响对盗窃案件的查破和对盗窃犯罪分子的打击。不论是否立为刑事案件，都应认真查处。目前实际执行的行之有效的查办案件办法，不要轻易变动。对盗窃现场仍应认真勘查取证；盗窃案件的情报资料仍应按公安部的有关规定系统地积累研究。赃款赃物都应尽力追回，按规定发还原主。各地公安机关的领导应当根据以上原则，妥善安排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工作；各有关业务部门都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加强全局观念，搞好协同配合，从有利于查破案件、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
五、现行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统计报表表式暂不改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统计报表，统一报送公安部办公厅（经文保部门的案件统计上报渠道不变）。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要充分重视案件统计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在统计工作中要继续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统计各项数字，不准弄虚作假。
以上办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执行。执行中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公安部过去所发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即予废止。